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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安迪:广场舞对中国式管理有何启示

  2018-05-14 16:32:26   来源:谷安迪的管理及人生分享  作者:谷安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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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天之下,或许中国人是最热爱自由,却又最羞于表达自由的。

   曾在一个夜景街区与广场舞“亲密邂逅”,一睹了它的风采。那种集一致、自发、投入、勇敢为一身的强大气场,让笔者想起了第一次看到迈克尔.杰克逊的MV《Black and White》时所产生的那种周身震撼。

  沿途上百米的宽敞街道,舞者的队伍浩浩汤汤。行至尽头,首尾相接,舞至酣畅,个个张扬。简单的动作,易跟的旋律,激发着每个人渺小却又冲动的表现欲,也搭建起了一个偌大的无形却又真切的自由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人们因集体的形式而变得无惧,又因个人的释放而获得洒脱,从而极其自然的在个体与组织的融合中各取所需,各得其所。

  入目端详间,有那么一刻,忽然觉得自己似乎触摸到了中国社会心理的一个隐门,它的前面挂着一副“集体主义的合家欢乐图”,而图后面却是一条“通往个人主义的狭小暗道”。虽然没有功力全然洞悉这套“挂图与暗道”的来龙去脉,但笔者觉得随性的研讨一二,还是会对观察和实践“中国式管理”平添几分裨益吧。

  集体主义的挂画和个人主义的暗门

  记得曾经读过一篇国外学者关于中国式管理的论文,其中有一个论点至今仍让人记忆犹新,即:中国社会是一个“自由结合”的“集体主义社会”。也就是说,在中国的社会文化中所体现的“集体主义”其实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集体主义”,而是以“自由结合”为“基础”的,以“集体主义”为“形式”的“另类集体主义”。这其中的“自由结合”暗藏着每个成员对于“个人主义”的“热衷和坚持”,而不可或缺的“集体主义”则又是一种被文化惯性所公认的,用以实现“个人主义”的面具般的“共享价值观”。

  由此或可以推论,中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集体主义”观念,大多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会“真正的”以自己所隶属的各类组织来定义自己的人生意义,而是实际上每个人都会倾向于寻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集体主义的名义”来更有效的实现“个人主义的自我”。

  风靡大街小巷的广场舞或许恰好是这种“另类集体主义”的生活缩影。笔者揣摩,广场舞之所以具有很强的参与度,是因为其队列的庞大和一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参与者因动作不熟练而出现尴尬的风险,同时整体的一致性又会让每个人在参与中获得自我表演的强烈实现感。另外,因为多数广场舞的退伍是可自由参与和自由退出的,所以参与者也不需要太多顾虑自己对于组织需要履行什么样的责任和义务,这恰恰符合人们内心中即想保留随时“自由结合”的权力,又想在“集体”的“整体性”下降低活动风险并实现自我的双重愿望。于是无论是大爷大娘、中年男女,甚至是一些想茶余饭后锻炼身体的年轻人,都会无所顾忌的加入到广场舞的队列之中,但也是这种广泛的“自由结合”,成就了广场舞的“浩大声势”。

  其实千百年来,中国的社会生活或许就如一台周而复始的广场舞,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其中乐此不疲的舞者。人们的加入任何一个组织和集体,是为了以“更安全的方式”来展现一个对于自身来讲“更具表现力的自我个体”。

  若我们肯定这样的思维逻辑,或许“中国式的另类集体主义”是在实现个人主义的过程中降低风险的最佳方式,而这种“集体主义”名义之下的“个人主义的自由结合”则是我们传承了千年之久的儒家哲学遗产。四字概括之,就是那句耳熟能详的“和而不同”吧。

  与之相比较,更纯粹的“集体主义”或许可以以日本社会为例。对此,很多学者也都做过类似的论证。记得曾仕强先生曾经讲过这样一个见闻,就是日本的小学生在中午吃饭时要等到全班所有人都坐定之后才能动筷子,并且用餐完毕之后,如果有一个学生没有吃完,其他的任何一个人也不能出教师活动。这种集体主义文化,显然是和我们对于集体主义的理解相去甚远。

  同样,更纯粹的“个人主义”或许可以以西方社会为例,因为西方的价值观中普遍认为:每个人是以个体的形式存在于社会之中,并且应当以个体作为单位来定义自己生活的意义。记得笔者在澳洲学习时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感悟:当我看到很多颤颤巍巍的老人拄着拐杖孤自一人开车去超市购物时,我曾一度觉得当地人情淡漠,缺少孝道。但当我有幸接触到这样的老人,问及他们为什么会缺少子女照顾时,他们却表现的非常诧异。因为在他们的心中,每个人独立的对自己的生活负责是一件基本并且必须的事情,因为这确证着他们存在的意义。其次,他们也认为任何人也没有权利去随意打扰他人的生活,纵使是父子和母子关系也不可以。也正因为每个人都非常突出自己的个人主义精神,才使得西方人对自己和他人的权利都非常重视,从而构建了非常理性的法制秩序。这种个人主义文化,显然也是和我们的个人主义追求大相径庭的。

  由此可见,中国社会长期衍生出的“另类集体主义”,其实是“非纯粹的集体主义”和“非纯粹的个人主义”的融合体,体现着中国文化“和而不同”的“强大弹性”。也正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血液中隐含着这种特殊的文化观念倾向,所以我们在面对中国组织的管理时也不得不去思考如何去驾驭和引导这种倾向。

  广场舞的中国式管理启示

  面对“非纯粹的集体主义”和“非纯粹的个人主义”的融合体,中国式的管理自然不能够将重心孤注一掷的放在“集体主义”或“个人主义”的任何一边。因为在“非纯粹集体主义”的文化观念下去一味激发“集体主义”,其结果多半儿会是获得一些缺少实际意义的虚假共识,并且促使很多人在“集体的挂画”下“道貌岸然”的去打“个人”的小算盘。同理,在“非纯粹的个人主义”之下去激发“个人主义”,又会让组织丧失应有的凝聚力和整体性,从而引起过于“自私自利”的恶性竞争。纵观那些不太成功的中国企业管理,其原因无非是二者中的一种。

  其实,中国式管理的实践者们或许可以从广场舞的盛行中找到驾驭“另类集体主义”的一些启示。笔者认为,这些启示主要源于三个方面:

  一,竖好大旗

  在组织文化层面,广场舞的吸引力在于其有意无意间竖立的非常接地气儿的价值观和愿景。“以运动获得健康”无非是一个被大众所广泛接受的价值观,也是广场舞不言而喻的标志,对于绝大多数的广场舞参与者而言,对这个价值观的认同,应当是他们参与的第一动机。另外,由于中国大妈在世界范围内的广场舞表演,又无形中为这项活动树立了一个“让平凡人成就艺术梦想”的美好愿景,在此愿景下,参与者无论有没有走出世界的雄心都会觉得自己在从事一项名震全球且中国独有的百姓运动,投入感顿时爆棚。

  其实,要聚合倾向于“自由结合”的中国人,从古至今最好的方法就是挑起一杆令人信服的大旗。试想梁山好汉如果少了“替天行道”四个字,便无非是一群土匪强盗。具有辐射力的愿景和价值观,可以让热爱自由却又趋向于寻找集体来庇护风险的中国人既满足自我发展的个人主义需求,又不至于被冷冰冰的规则过于束缚,从而自发自愿的投入到组织的工作当中。

  二,确立适合多数人的节奏

  笔者认为,之所以广场舞能够火遍大街小巷,而非拉丁舞、街舞等舞种,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广场舞具备一个适合组织中绝大多数人的节奏。这种节奏不宜太慢,也不能太快,它能够让初学者不至于尴尬,也能够让熟练者不断精进。

  在现实管理中,我们的组织经常会出现一些节奏问题。有些企业的节奏完全以领导者的意志为转移,快的时候急功近利,慢的时候拖沓无尽,几次的节奏变更就会显现出一些跟不上节奏或超越节奏的人,之后HR就会考虑这些人是不是还能够适合组织的工作,员工们也开始考虑自己适不适合再留在这样的组织。也不乏有这样的案例,一些某段时期内不适合组织节奏的人跳槽之后给竞争对手做出了巨大贡献,令组织上下一片叹息。

  在“另类集体主义”的导向之下,中国人的企业忠诚度是非常脆弱的,因为中国人在组织中永远在考虑“这个组织能否给我一个更好的自己”。

  在这里,笔者并不是不赞成企业的变革,而是要指出企业的任何变革都应该是预先经过深思熟虑,尤其是变革的节奏应该符合组织内大多数人的接受程度。企业的变革方向不应该停滞,并且应该是持续不断的,但变革的节奏应当稳定有序。只有这样,组织前进的步伐才能够向广场舞的队伍一样,让初学者不至于尴尬,也能够让熟练者不断精进,做到可持续的前行。

  三,自由

  最后,“自由”或许是广场舞给中国式管理的又一个重要启示。笔者认为,普天之下,或许中国人是最热爱自由,却又最羞于表达自由的。我们崇尚个人主义的实现,却又深深的明白“出头鸟”最可能中枪的,“第一个吃螃蟹”最可能被毒死的,因此中国人很“艺术”的把自我伪装在“集体主义”的挂画之后。

  在广场舞中,我们看到无论是大爷大妈还是中青年舞者,他们都因为自发的参与动机而投入到组织的活动之中,他们因为“个人的需要”而热爱这项活动,热爱这个集体。这样的组织协作,想必是更高效并且可持续的。

  其实,在这个性伸张的互联网时代中,我们是不是可以进一步去探索员工的自发性和个人主义意愿?可否借助社交网络等新通讯手段来“直连”员工内心的“个人主义”暗道,从而将我们组织搭建成为他们自内心情愿“自由结合”的那个集体?

  笔者相信,在这个愈发趋向自由的时代,非正式的沟通将逐渐取代正式沟通成为管理发挥影响力的主干道。而中国式管理的关键,也将不断的以“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并存及相融来命题。

  本文曾刊于《中国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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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安迪专栏

谷安迪专栏

谷安迪:天津亿豪山水郡国际度假酒店总经理,曾就读于新西兰奥塔哥大学(管理学学士学位),澳大利亚科廷大学 (人力资源方向研究生),拥有丰富的学术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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