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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的红色专家、坚定的旅游促进派” 谁来裁定?

  2018-01-12 08:51:29   来源:中国旅游研究院  作者:王兴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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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主流的‘红色专家’”?难道还有还有“非主流的‘红色专家’”?还是有“白色专家”、“黑色专家”或“灰色专家”?

  2017年12月26日,国家旅游局党组听取了中国旅游研究院、数据中心的工作汇报,李金早局长说:研究院、数据中心要“进一步强化中心意识,服务国家旅游产业和国家旅游局工作两个中心。研究院是国家局的研究院,要做主流的‘红色专家’,做坚定的旅游促进派”,“要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要教育研究人员和博士、博士后们,作为国家旅游局党组领导的研究机构,在服务中心这一点与其它司室是一样的”。

  “要做主流的‘红色专家’,做坚定的旅游促进派”。

  这样的话,听了又熟悉又突然。

  熟悉的是,在四、五十年前,经常听到知识分子要“又红又专”、不要走“白专道路”,并且经历过许多“拨白旗、插红旗”之类的风风雨雨。改革开放之后很少有人提“红色专家”之类的话了。

  现在提“要做主流的‘红色专家’,做坚定的旅游促进派”,似乎话中有话。要么是研究院中有人不大听话,要么旅游界有人不太听话,所以提醒一下。

  当然,“作为国家旅游局党组领导的研究机构”,其成员的工资、津贴和奖金以及研究员、院长、副院长都是国家旅游局给的,决不允许和“中心”不一致。

  但是细想一下,研究院又是中国旅游业的最高智库。“智库”的人是有思想的,研究问题需要“头脑风暴”、“思想碰撞”,难免会有不同声音。

  例如,2015年前,中国旅游研究院历年出版的《中国出境旅游研究报告》都说对外旅游贸易出现了“逆差”,而且“越来越大”。这种看法一再被斥责为“严重的误导”,目前正在举行的全国旅游工作会议报告中再次说这是“社会上对旅游的很多错误认识”的一种。请问,研究院内部能否讨论这个问题?其成员能否对这个问题发表不同看法?

  中国旅游研究院虽是国家旅游局的直属机构,但兼有“政府智库、业界智囊、学术高地”的职能,与国家旅游局的其他司室的行政职能有所不同。作为“政府智库”应为政府决策提供多种思路和方案供领导选择;作为“业界智囊”,既要为行业企业提供可行性咨询,也要提出不可行或风险性建议;作为“学术高地”,更应该是一个广纳百家、思想交流的平台,而不是独尊一佛的庙堂,何况中国有儒、佛、道三教并尊的寺院,耶路撒冷还是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三教的发源地呐。学术研究上是否应该对研究院更宽容一些,能否实行“宣传有纪律、研究无禁区”这条“规矩”?或者可以以个人的名义发表一些与局领导观点不一样的文章?能不能在内部提出不同看法供领导参考?否则这任领导说是“顺差”就去拼凑顺差“数据”,下届领导又说是“逆差”又去提供逆差“数据”,哪算什么“学术高地”呢?如果研究院的任务只能为领导的思想、主张作“论证”或做“解读”,那不就成了“秘书院”?

  幸好,上面这番话是国家旅游局党组书记对中国旅游研究院、数据中心的领导和成员说的,对院外研究人员没有约束力。不过,“要做主流的‘红色专家’,做坚定的旅游促进派”,这句话的份量很重,对院内院外都有提醒、甚至警示意义。

  什么是“主流的‘红色专家’”?难道还有还有“非主流的‘红色专家’”?还是有“白色专家”、“黑色专家”或“灰色专家”?什么叫“坚定的旅游促进派”?难道还有“不坚定的旅游促进派”或“坚定的旅游促退派”?像我这样时常说的不同甚至相反意见的人,当然不是“主流的‘红色专家’”,是否就是“旅游促退派”甚至是“坚定的旅游促退派”?主流不主流、红色不红色、是不是促进旅由谁来裁定?

  更幸好,本人已退休,不再是国家旅游局直属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研究所所长,不受国家旅游局党组“规矩”的约束。

  这使我了回想起一段往事。

  1983年至2000年间,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是国家旅游局的直属院校,经国家旅游局批准挂过“中国旅游学院”校牌,旅游科学研究所是国家旅游局批准建立的全国第一个旅游研究机构,孙副局长主管旅游规划和开发,我时常与他接触。

  1993年夏,有一天国家旅游局孙钢副局长把我找到他的办公室,拿出一张报纸问我,这是你的讲话吧?这张报纸是《亚太经济时报》,在第3版头条位置有一篇醒目的文章,标题是《中国旅游度假区开发警钟长鸣》,副标题题是“中国旅游学院旅游研究所所长王兴斌教授指出:中国旅游度假区开发中,必须处理好十大关系”,导读词为贪大求全、仿洋成风、急功近利等等已成为中国建设旅游度假区的痼疾,成为度假区走向成熟的障碍”,刊登在1993年7月18日《亚太经济时报》,署名“本报记者黄华军”。报道的全文如下:

  曾担任海南省三亚市旅游发展战略等重大课题的中国旅游学院旅游研究所所长王兴斌教授,不久前参加广东阳江市海陵岛召开的“93海滨旅游度假区开发国际研讨会”时,讲述了中国旅游度假区规划与开发的十大关系。

  市场与资源的关系。王兴斌认为,旅游经济是纯粹天生的市场经济,开发时应以市场为导向,以本地资源为基础,根据客源的年龄、层次、喜好设计出不同类型的开发项目。由此必然涉及规划与开发的关系。有些地方搞旅游度假区为的是吸引投资项目,特别是争取外商投资的项目规划,然后再找一群专家“论证”,盖个橡皮图章了事,实际上是拿规划作为招商宣传的手段,规划只是一个走过场的幌子,不可否认有伪科学成分的存在。

  旅游度假区与一般的观光地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王兴斌接着谈到了度假与观光的关系。度假区突出的功能是休闲,满足人们远离喧嚣城市回归自然的心理渴望。然而,现在国内许多旅游度假区规划没有考虑度假的特殊需求,搞“大而全”,城市里的娱乐项目一应俱全,度假区染上了“城市化”的通病。

  共性与个性的关系。从现在各地度假区的开发规划看,都是“五星级酒店+高尔夫球场”,缺乏特色、大同小异,缺乏独特的文化氛围和鲜明的主题形象。为此,王兴斌建议可否将度假区划分成若干个不同功能和特点的功能区,避免千篇一律。

  说到度假区的“生命力”,王兴斌谈到了“中”与“洋”的关系。他指出,目前国内度假区建设仿洋风大盛,大家都在追求一种异质文化,欧美式别墅比比皆是,而恰恰忽略了本地、本民族悠久灿烂的传统文化;设施追求豪华高档,但服务水平达不到国际水平,最终难逃“外国人不来住,中国人住不起”的厄运。

  当前许多旅游区往往片面追求最大游客量,而不是最佳的经济效益,没有处理好游客数量与经济效益、数量与质量的关系。王兴斌举例说,著名的滨海度假区夏威夷岛每年接待游客总数已突破600万人次,当局已意识到游客太多、负荷过重,提出要控制游客量。这就给我们一个启示:旅游度假区接待游客着眼点应是最佳容量而非最大容量。王兴斌认为,比较理想的是(游客)控制在最大容量的70%左右,这样经济效益反而会更好。他认为,薄利多销不应是度假区奉行的经营原则,优质优价才是度假区成熟的标志。

  开发与保护的关系。旅游资源尤其是滨海资源一般不具有再生性,必须实行保护性开发,倘若只顾眼前利益的破坏性开发,那倒不如让它空着,不要开发。

  开发与更新的关系。要使旅游度假区永葆青春,必须不断更新旅游项目。王兴斌认为,规划开发时不妨留有日后发展更新的余地。

  硬件与软件的关系。如今各地搞旅游度假区眼睛都盯着酒店、高尔夫等硬件开发,而对人的素质培养,包括服务人员、管理人员、本土居民的教育培养则关注甚少。很难想象,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当地居民素质低下,语言与生活习惯难以沟通的地方,这样的度假区会成为四方宾客乐于光临并流连忘返的旅游度假地。因此,王兴斌提出,人员素质不高是中国旅游度假区走向成熟的最大障碍。

  开发建设的快与慢的关系。目前各个国家旅游度假区都在争先恐后、“大干快长”,强调两三年内“大见成效”,这违背了度假区的发展规律。王兴斌最后指出,有必要对目前的度假区热“泼点凉水”、清醒一下。从长远看,中国旅游度假区的开发宜以分批上马、稳步推进为好。

  我把这篇报道看了一遍,对孙副局长说,是我在这次研讨会上的即兴发言,没有书面稿子,在飞机上拟了一个发言提纲,标题是这位记者加的。这位记者我不认识,会上也没有专门采访过我。可能是根据他的速记整理成文,不过内容准确,完全符合我讲话的原意,而且很全面。我心里真佩服这位记者的速记与概括能力,更佩服他的敏感与胆略。

  当时孙副局长对我说,国务院批准了12个国家旅游度假区,全国正在大张旗鼓地宣传、建设。你是个国家旅游局直属的旅游研究所所长,今后讲话时要注意一点分寸。显然是善意的提醒。此后孙副局长一如既往支持我的工作,编制全国十五旅游发展规划时,经他批准国家旅游局让我担任特邀专家,主持撰写该规划的子课题《中国旅游产业发展研究报告》。2000年,我请他为我的《旅游产业规划指南》一书写序,他欣然同意并说由他自已写。2002年第4期《旅游学刊》刊登了我的《中国休闲度假旅游的必由之路:从“黄金周”到带薪体假》。有一次在国家旅游局开会见到他,他又对我说,“黄金周”方兴未艾,你这篇文章有些观点我不大同意,但支持你继续研究。

  孙副局长挚爱旅游事业,视旅游业为自已的生命,是一位可敬可亲的学者型官员,是旅游界公认的“笔杆子”。官员与学者的位置不同、视角不一,难免在一些问题上有差异,但出发点如果真心诚意地为了促进旅游业的发展,观点之争应该如孔子所说“君子和而不同、群而不党”。所以我十分理解为什么我与他有些观点不相同,但仍然关心、支持我的研究。孙钢先生离开我们多年,如今旅游界的许多老人说起他时,无不以敬重的心情怀念这位勤奋、务实、低调的老领导。据我所知,现在的中国旅游研究院就是他极力主张建立的,而且传闻他愿意在退休之后在研究院继续工作,可惜病魔使他过早地离去。

  多少年来,本人一直为《中国旅游报》写稿,该报也时常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刊发我的短文,有时甚至把我的文章以“本报评论员”的方式隐名刊发。2016年6月,北京旅游学会第三期会刊《北京旅游研究与信息》首篇刊登了李金年局长的《全域旅游大有可为》一文,《我为什么不赞成运动式的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作为第二篇刊登。一个大学教员与国家旅游局长两篇内容相反的文章同时刊发在一个刊物上,体现了北京旅游界的学术民主之风,也是北京旅游学术团体思想解放与开明包容的一个好兆头。同年7月13日,《中国旅游报》刊发了《在改革创新中锻造中国旅游企业航空母舰》一文,这是我在该报上的最后一篇文章。自此之后,我的名字再也没有出现在《中国旅游报》上。

  写到此处,我想以下面的话结束这篇由旅游研究院的一则消息引发而写的短文:本人是

  自由的旅游研究人、理性的旅游促进派、中华旅游的独立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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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兴斌专栏

王兴斌专栏

王兴斌,曾任国家旅游局直属院校中国旅游学院(即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旅游科学研究所所长(1990-2001),国务院特殊贡献专家津贴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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